老    屋                 

              一

每谈到老家的老屋，父亲就会辩说应叫“新屋”，说祠堂旁“老屋”的屋址早已难于寻觅了。我说这应是六十多年的事了，老家也没有比它更老的房子，怎么还不是老屋？

父亲没再说什么。但我明白他说“新屋”的意思，是老屋建成时的喜悦与震憾在他心中还记忆犹新。解放前的几年，父辈从破烂矮颓的“老屋”搬入新房。那自然是他们人生的大事。那是贫穷家庭长大的兄弟翻身的标志，是他们从此躇踌满志地走向社会的自信。

父辈成长在贫困的家庭。祖父是无田无地的农民。曾开辟了几亩山坑瘦田，但种了一造就被山主收回了去，数月的辛苦成了为他人作嫁衣。后来祖父就做了挑夫，给人挑东西辗转营盘翁源等地。长年的挑担，两肩后脖间长了个显眼的肉驼墩。有次山道上遇匪贼抢劫，匪贼也悄悄放了他，因这个长年挑缸瓦的穷挑夫没有劫持的意义。每每年关，祖父祖母东都要东挪西借，有时还要出去躲债。有一年，还曾要把不够十岁的父亲卖给人家。好多好多年后，大伯父每说这些事都会忍不住悲怆得哽咽流泪。

大伯父说，那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日子，逼他走上了从医的道路。他从师梅坑名医郑成帮，硬是将厚厚的药性、方剂、脉诀等医书背记下来，再求教当地名医。起先，在翁源等地行医办药店。几年后，家境日渐好转；父亲县一中高中毕业，大伯父就让他跟随县卫生院（后为县人民医院）西医姚光远院长学医。还在县城建了药店保安堂，让三伯父边做边学医术。接着就买了宅地，建了“新屋”。

“新屋”厚实的双扇大门，石灰批荡到顶，粗大的杉梁和柱子，整齐密实的黑瓦盖。天井为轴心四角住四户，祖父及三兄弟各有自己厨房配套；两边厢房及正中大厅都归公用。可谓颇有气势。那传统意识里统一的大家族式生活，是大伯父早年的计划。他还说，他的理想是建“三栋两串四点金”（三进列房，两走廊连，宅院布四口井）的大宅院，做个当地闻名的医生世家。

我对从未住过的老屋，向来都没有好感。我出生长大在离老家近二十公里的另一个镇。小时候回老屋也仅是三次。还有哭着不肯在老屋过夜的不良记录。那昏暗的煤油灯、狭小的木窗、潮湿的地面和冲鼻的牛屎味，伯娘陌生的面孔等，让我一刻也不肯多停留。稍大，伯娘争风吃醋的故事又洗去了对我老家老屋的好奇，对老屋的产生恐惧及反感。故乡的美好与亲切的寄托之地，是我长大的乡镇，还有那个离老屋二十里外的外婆的家乡。

                                                                            二

大伯父“忆苦思甜”，兴奋地说他创业史的时候，我却在想：好险，幸好早解放了几年，断了大伯父的野心，土改评了个“上中农”。否则，发展下去，难免将变成地主富农，我会背上剥削家庭出身的恶名，归到“地富反坏右”被专政的阶级之列，真如临深渊。甚至想，还不如再穷他几年，让我理直气壮地对人说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好。此时，我已是一名医生，近而立之年，对填表中的家庭出身栏很多感慨。对长辈家庭总有过分的不满之言。

其实，大伯父相当精明。解放初，新政府组织吸收大量社会医生以拯救疫病流行的社会。大伯父三兄弟都参加了政府医疗机构，还动员了两位堂弟参加。我们这几家人就成了让乡人羡慕的城里人。七八十年代，他们兄弟还成了当地少有名气的医生。大伯父是县里唯一的广州市名老中医，县医院主治医师，县政协委员。父亲和三伯父也是乡镇医院主治医师。

让人高兴的是，父母从事医疗，我家被看作“知识分子”家庭。父辈没建成大宅院，医生世家的计划还在实施。父亲时常教育我，人生要有技术傍身，医生最高雅高尚。与堂哥一样，让我读高中时就背中医药汤歌决（那时还是文革期）。他们不在乎文革受整的屈辱，不在乎医生职业的风险，以身作则，自我陶醉地过着清贫的医生生活。这方面很有知识分子的味道。我卫校毕业后，还想让我转做临床医生，让我读了一些中医书籍。

当县政协委员的大伯父首先发现了我有点动笔能力，于是他隔三差五地到我家，要我为他写呼吁重视中医事业的建议或临床心得等文章。还鼓励我完成自学自考广州中医学院中医大专学业。要我以后为他写医学论文。

我未成如父辈所愿做个名医，但堂哥的成就让父辈们为之自豪。初初，这位县一中的高材生心不在学医，想考大学读物理学。但文革的到来打破了他的美梦，只好不情愿地走父辈的路。他从乡医做到县中医院副院长，做到副主任医师和韶关名中医，市县人大代表。深受社会肯定，青出于蓝胜于蓝。每说到此，大伯父就会宽慰地笑。

我倒更在意，家族有太多的人窝于医院做事，还是清一色的中医。尤其是每当听人说到“你家人可办一所医院”时，我心底就会升起莫名的厌恶和怒火。我对老家老屋也很是淡漠。曾带几位医生巡回医疗到老家，却没有让他们在老屋歇息吃饭，尽管伯娘热情招呼。甚至还拒绝了一次老家修路的捐资。常自作聪明地埋怨，祖辈与父辈怎么不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不识时务，不知几年后世道会巨变，社会尊卑贫贱将重新洗牌，差点让家人陷入无底深渊。

这些逆反心理，至今想来很是惭愧。

                                                                           三

清明节，祭拜过大伯父和祖先后，我们家族兄弟开两辆小车顺路到堂弟锋家歇坐。那是在村道旁不规整的洋楼式新房堆里。对不远处的老屋，在此长大的堂兄弟们似是不屑一顾。我感到沉闷，独自到老屋前走了半圈。

它已相当破旧。锁住的大门下长满苔藓，前面的地堂已毁，长了几丛高高的杂草。旧路依稀，一滩滩的积水需要跳过，冷不防会脚下一滑。与它对视，我仿佛看见穿学生服梳着分头的父亲走出村道，精明的大伯父朗爽的笑声和哄亮的话语，瘦高英俊的三伯父在默默地做着家事。未嫁的姑姑在旁边菜园里摘肥绿的芥菜，大菜叶折断时发出“拍”的脆响；还有随风远去的他们嬉戏争吵相亲无间的童年、清苦疏离的中年，勤俭挣扎的人生。

数十年流水般过去，老屋的故事被日渐淡忘。父辈走出了老屋，我们也走出了他们的视野，走散于各地甚者在他国安家谋生。我早已没从医，空记着有医技傍身不怕改朝换代的教诲，在做不凭技术混饭吃的事。在医院做的堂兄妹也似对现状心有不甘。堂兄下代都不再读医学，当了城市白领。大伯父的医生世家之梦不再续写，只留下我记忆中他们对医生职业的一腔忠诚。

想对老屋说，看开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世事不随人意只随时空转换一站一站地往前走。

回家上车时，我在老家的水渠边磨蹭很久，在石头棱角上费力地蹭刮去掉鞋底厚沉的粘泥。然后，对儿子说，记住这是老屋，是亚公和祖辈曾经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儿子说，我知道了。但我想，他若要真正的知道，恐怕还要好多好多年。

                                                                                                                                                            2008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