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    屋                 

              一

每谈到老家的老屋，父亲就会辩说应叫“新屋”，说祠堂旁“老屋”的屋址早已难于寻觅了。我说这应是六十多年的事了，老家也没有比它更老的房子，怎么还不是老屋？

父亲没再说什么。但我明白他说“新屋”的意思，是老屋建成时的喜悦与震憾在他心中还记忆犹新。解放前的几年，父辈从破烂矮颓的“老屋”搬入新房。那自然是他们人生的大事。那是贫穷家庭长大的兄弟翻身的标志，是他们从此躇踌满志地走向社会的自信。

父辈成长在贫困的家庭。祖父是无田无地的农民。曾开辟了几亩山坑瘦田，但种了一造就被山主收回了去，数月的辛苦成了为他人作嫁衣。后来祖父就做了挑夫，给人挑东西辗转营盘翁源等地。长年的挑担，两肩后脖间长了个显眼的肉驼墩。有次山道上遇匪贼抢劫，匪贼也悄悄放了他，因这个长年挑缸瓦的穷挑夫没有劫持的意义。每每年关，祖父祖母东都要东挪西借，有时还要出去躲债。有一年，还曾要把不够十岁的父亲卖给人家。好多好多年后，大伯父每说这些事都会忍不住悲怆得哽咽流泪。

大伯父说，那走投无路四处碰壁的日子，逼他走上了从医的道路。他从师梅坑名医郑成帮，硬是将厚厚的药性、方剂、脉诀等医书背记下来，再求教当地名医。起先，在翁源等地行医办药店。几年后，家境日渐好转；父亲县一中高中毕业，大伯父就让他跟随县卫生院（后为县人民医院）西医姚光远院长学医。还在县城建了药店保安堂，让三伯父边做边学医术。接着就买了宅地，建了“新屋”。

“新屋”厚实的双扇大门，石灰批荡到顶，粗大的杉梁和柱子，整齐密实的黑瓦盖。天井为轴心四角住四户，祖父及三兄弟各有自己厨房配套；两边厢房及正中大厅都归公用。可谓颇有气势。那传统意识里统一的大家族式生活，是大伯父早年的计划。他还说，他的理想是建“三栋两串四点金”（三进列房，两走廊连，宅院布四口井）的大宅院，做个当地闻名的医生世家。

我对从未住过的老屋，向来都没有好感。我出生长大在离老家近二十公里的另一个镇。小时候回老屋也仅是三次。还有哭着不肯在老屋过夜的不良记录。那昏暗的煤油灯、狭小的木窗、潮湿的地面和冲鼻的牛屎味，伯娘陌生的面孔等，让我一刻也不肯多停留。稍大，伯娘争风吃醋的故事又洗去了对我老家老屋的好奇，对老屋的产生恐惧及反感。故乡的美好与亲切的寄托之地，是我长大的乡镇，还有那个离老屋二十里外的外婆的家乡。

                                                                            二

大伯父“忆苦思甜”，兴奋地说他创业史的时候，我却在想：好险，幸好早解放了几年，断了大伯父的野心，土改评了个“上中农”。否则，发展下去，难免将变成地主富农，我会背上剥削家庭出身的恶名，归到“地富反坏右”被专政的阶级之列，真如临深渊。甚至想，还不如再穷他几年，让我理直气壮地对人说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子弟好。此时，我已是一名医生，近而立之年，对填表中的家庭出身栏很多感慨。对长辈家庭总有过分的不满之言。

其实，大伯父相当精明。解放初，新政府组织吸收大量社会医生以拯救疫病流行的社会。大伯父三兄弟都参加了政府医疗机构，还动员了两位堂弟参加。我们这几家人就成了让乡人羡慕的城里人。七八十年代，他们兄弟还成了当地少有名气的医生。大伯父是县里唯一的广州市名老中医，县医院主治医师，县政协委员。父亲和三伯父也是乡镇医院主治医师。

让人高兴的是，父母从事医疗，我家被看作“知识分子”家庭。父辈没建成大宅院，医生世家的计划还在实施。父亲时常教育我，人生要有技术傍身，医生最高雅高尚。与堂哥一样，让我读高中时就背中医药汤歌决（那时还是文革期）。他们不在乎文革受整的屈辱，不在乎医生职业的风险，以身作则，自我陶醉地过着清贫的医生生活。这方面很有知识分子的味道。我卫校毕业后，还想让我转做临床医生，让我读了一些中医书籍。

当县政协委员的大伯父首先发现了我有点动笔能力，于是他隔三差五地到我家，要我为他写呼吁重视中医事业的建议或临床心得等文章。还鼓励我完成自学自考广州中医学院中医大专学业。要我以后为他写医学论文。

我未成如父辈所愿做个名医，但堂哥的成就让父辈们为之自豪。初初，这位县一中的高材生心不在学医，想考大学读物理学。但文革的到来打破了他的美梦，只好不情愿地走父辈的路。他从乡医做到县中医院副院长，做到副主任医师和韶关名中医，市县人大代表。深受社会肯定，青出于蓝胜于蓝。每说到此，大伯父就会宽慰地笑。

我倒更在意，家族有太多的人窝于医院做事，还是清一色的中医。尤其是每当听人说到“你家人可办一所医院”时，我心底就会升起莫名的厌恶和怒火。我对老家老屋也很是淡漠。曾带几位医生巡回医疗到老家，却没有让他们在老屋歇息吃饭，尽管伯娘热情招呼。甚至还拒绝了一次老家修路的捐资。常自作聪明地埋怨，祖辈与父辈怎么不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洪流中去？不识时务，不知几年后世道会巨变，社会尊卑贫贱将重新洗牌，差点让家人陷入无底深渊。

这些逆反心理，至今想来很是惭愧。

                                                                           三

清明节，祭拜过大伯父和祖先后，我们家族兄弟开两辆小车顺路到堂弟锋家歇坐。那是在村道旁不规整的洋楼式新房堆里。对不远处的老屋，在此长大的堂兄弟们似是不屑一顾。我感到沉闷，独自到老屋前走了半圈。

它已相当破旧。锁住的大门下长满苔藓，前面的地堂已毁，长了几丛高高的杂草。旧路依稀，一滩滩的积水需要跳过，冷不防会脚下一滑。与它对视，我仿佛看见穿学生服梳着分头的父亲走出村道，精明的大伯父朗爽的笑声和哄亮的话语，瘦高英俊的三伯父在默默地做着家事。未嫁的姑姑在旁边菜园里摘肥绿的芥菜，大菜叶折断时发出“拍”的脆响；还有随风远去的他们嬉戏争吵相亲无间的童年、清苦疏离的中年，勤俭挣扎的人生。

数十年流水般过去，老屋的故事被日渐淡忘。父辈走出了老屋，我们也走出了他们的视野，走散于各地甚者在他国安家谋生。我早已没从医，空记着有医技傍身不怕改朝换代的教诲，在做不凭技术混饭吃的事。在医院做的堂兄妹也似对现状心有不甘。堂兄下代都不再读医学，当了城市白领。大伯父的医生世家之梦不再续写，只留下我记忆中他们对医生职业的一腔忠诚。

想对老屋说，看开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人生，世事不随人意只随时空转换一站一站地往前走。

回家上车时，我在老家的水渠边磨蹭很久，在石头棱角上费力地蹭刮去掉鞋底厚沉的粘泥。然后，对儿子说，记住这是老屋，是亚公和祖辈曾经生活和居住的地方。儿子说，我知道了。但我想，他若要真正的知道，恐怕还要好多好多年。

                                                                                                                                                            2008年4月16日

      堂   姨  

 外婆常说，年青时她和外公做了两件错事，以致后悔一生。 

  一错是用倾家积储买了田、山和一只“大水牛麻”，没几年就赶上了合作社。水牛和田地归了公。入社不久，水牛陷进了“湖洋田（沼泽地）”抬不出来。全村劳力都到田里杀牛，家家都分到了一份丰盛的牛肉。好久，全村人都会喜滋滋地回味说，“大叔婆（外婆）的牛好肥又好吃”。宰牛那天，外婆没要肉，说气都气饱了。她说，那只大水牛好牙口又知性，犁地耙田不用么喝费劲。那是我和你外公好几年的血汗，我怎不气死？

  另一件错事，就是抱养了童养媳堂姨。从20天养到20岁，白白的嫁给了他人。这不消说，还让舅埋怨了她十几年。更甚的是，她自己也因喝了过多的催乳药，过多的“精血（奶是精血所生）”哺给了堂姨，故30多岁就得了“风瘫（类风湿病）”，终身残废，痛苦一生。  

 1967年元旦，外婆和小姨来我家带妹妹。开始见到她怪吓人的。上下身成近直角的弯曲，手脚关节、掌指都严重变型。走路需拄竹杖或扶墙物，一拐一步地移动，只能在家里指点或做些家务。大多数人不知道，她患病前，是村里公认最能干的媳妇。虽不识字，但有头脑和甜嘴。长得“条直（苗条健壮）”白晰，能轻松挑上百斤。外婆家建房的石头主要是她从野外挑来。村里人都说做泥水木匠的外公命好，买了个能持家的好媳妇（外婆是河源人，14岁被匪徒捉卖）。  

  堂姨姓陈，娘家是邻村“地主”，父亲做过伪乡长和教书先生（我父亲说教过他小学）。外婆说抱养堂姨，是贪她家人“高大、条直、白晰”，“人种好”。堂姨五六岁时，她父就被“镇压”。村里人说，她父两叔侄还在回龙镇教书，被捉回几天就一同上了“西门岭（刑场）”“打靶”，未架到就被吓死了。从此堂姨没了娘家。  

  当时外婆精明能干，外公有一门手艺（后当了县建筑队工人）。日渐家道振兴，丰衣足食。以至建了新房，买了牛及田地，添了童养媳。但在“公社化”后饥荒时，外公因节米给读中学的舅吃，得了水肿病死去。外婆又“担上”残疾，终于家境日下。舅读完高中和中专的费用主要靠已出嫁的大女儿（我母亲）负担。 

 堂姨长得果然如外婆所料，高大健壮，“仪表堂堂”。田里家内打点得条条是道。外婆自己养有一儿三女，却是一直“疼”着这童媳，让她读完小学（我二姨都未读过书，一直在埋怨外婆偏心）。舅浓眉大眼，身材高瘦结实，知书识礼，可说是村里少有的高学历书生。俩人即使不算青梅竹马，舅也应是堂姨心上的寄靠和支柱。 

 但世事多变，好梦易醒。那一年，在韶关读中专的舅回来，行为大大反常，面色铁青，大发脾气，说了很多伤人的话。并一定要拉堂姨去办解除童养媳手续。外婆和堂姨都哭了，一家人被搞得鸡飞狗走。原因是舅在校被检上飞行员，县里只检上他一人。舅家是下中农出身，世代农民，不“苦大仇深”，也“根正苗红”，政审不成问题。据说，部队也找了他谈话。面对老师和同学们羡慕的目光，舅雄心万丈的飞行梦刚要萌芽，意想不到，被村里说自己有个地主女童养媳而导致破灭。

血气方刚的舅这一肚的气头自然而会向外婆和堂姨的身上发，堂姨嫁后也自然由外婆负了责任。从此，飞行员成了舅终生的遗憾。即使在好多年后，我不止一次看到，当了领导干部的舅都会感慨万端，说如我做了飞行员，那就……。样子很痛心疾首。

 解除关系后，堂姨茶饭不思，衣发不整，常在家哭和发呆。对外婆说，娘你为何要养大我，又要弃我？他（舅）又如何这样恨我骂我赶我走？我为家做工没日没夜，读书也未少做家务。我做错了什么，娘你说？问到外婆口哑哑。 

 后来她就出嫁了离家20余里的梅坑农村，夫家姓朱。外婆常对我说，虽对她视如已出，为她催奶落得残疾。但堂姨很是“忘本”，出嫁后极少来探望，枉了一把屎一把尿养大她。还说，见了亚堂，就要骂一顿解恨。至今，还记得外婆对堂姨爱恨交加的样子。  

 外婆病重时，我曾去告知堂姨。她身材高大偏瘦，头发凌乱，门牙大且有点“哨”，说话和声音如男人般的粗犷。说，“我请仙姑来问问娘的寿”。然后就口中念念有词，向天上一把一把地抛白米。引来一群奋不顾身地与“仙姑”抢米吃的鸡。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村妇堂姨。  

 堂姨来过探望过病重的外婆一次。原本想要服侍几天，但外婆狠骂了她。堂姨哭过，住了一晚就走了。那时我已在县城工作，模模糊糊记得母亲说过此事。 

 舅每在不顺心时，会拿此事对外婆出气。说娘你如果不抱亚堂来误了我，我早是个空军飞行员了，不会在这个穷鬼地方受“屈气”。每此，外婆就无话应对。待舅走远后，就一边说一边哭地为自己辩解。  

 外婆于1984年的春节前几天逝世。葬礼上我未见到堂姨。 

 现外婆的儿女们都已在县城退休。堂姨也在县城买了房子居住。她在六七十年代生了二男四女。二个中专二个大专，一个本科。为此，镇里曾请她上台介绍过培养孩子读书的经验。前年，我母亲和小姨去看她，她正在准备和信友做“观音诞”。大盆里沉满了木耳香菇和粉丝，桌上摆满了红糍、粽子，杀了鸡，买了好多猪肉。兴冲冲地要请姐妹吃饭再走。  

 她的大儿子是广州某大医院的医生，已成家。还带出了其他姐妹在广州城谋生成家；小儿子就读警官本科，明年毕业。年初八，俩兄弟开了私家轿车来探我母亲。 

 得知他已升为医院中层骨干，我笑他说，表弟你好有本事，让家人从穷山沟“开进”了大省城，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革命性战略转折”。他笑答，哪里是，朋友帮忙而已，我只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突然想起，堂姨有几个孩子的名字，与妹和舅的儿子相同。母亲说，是堂姨早年执意要这样做的事。

其实，她的下代比起我们丝毫不差或更优秀。这不仅是因为他们面对苦难、穷困和不平的努力和争气，我相信是风水轮流，上天有眼；诚祈上天，让时空的转换冲淡去人间的那些怨恨，莫再重演上世纪那些人为制造的带有腥咸味的苦难故事。

                                                          07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