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头3

那年暑假结识了扬。假期是人生轻松快活的日子，破除了级级考试和高考制度，玩的天空格外晴朗。那是少年的活力得到彻底解放和张扬的时代。或许就是那个贫困的时代唯一给我们的补偿。

骑楼下和阔地上，男孩将折弯的铁勾娴熟地推着铁圈子，赤脚过沟上坎矫健地飞跑，铁框发出清脆的悦心的响声；傍晚，孩子们欢呼雀跃地玩“打电（摸营）”游戏。选两棵树为两队各自的军旗，先触到对方旗或捉完了对方人者为胜。先出营者被后出者捉到为俘虏。解救俘虏方法是要冲到对方营中碰一下俘虏。常有局面是，俘虏们手拉手连成长长的一列，呼唤着向自己的救兵伸缩转动。救兵左右躲闪，终于成功与俘虏触手“通电”，长队哗一声星散。战斗或又重开。

或者,就去那散逸独特气味的供销社咸杂商店。咸鱼、咸菜、榄角、海盐、海带和红糖等混合的咸甜腥腻味道，每时每刻从店内慢悠悠漫出，静静渗布空气之中，进入你的全身乃至毛孔。不一会，上头的暑气会如在空调机的静凉下渐褪，火毒的太阳仿拂拉远，树上的雀声蝉声也清亮起来。

买只甘草榄或糖果骄傲地含在嘴里，借故在店内徘徊，玻璃瓶中花斑的糖果和有红点的棋子饼会让人产生诗意般的幻想，按捏闻一下肥软的马胶咸鱼，想象佐饭时的霉香，也是轻松的一件快事（如售货员不责骂的话）。然后，三三两两，惬意地坐在店外楼柱下的水泥台阶上望风景。

那天，扬和庆兴高采烈地扬举着银色的“镍籽（硬币）”叫我。说他俩“用计谋”，假装在店内玩摔跤，伏趴于地面上，一间间地在柜台与地面的缝隙下搜寻，终于如愿捡到了5分钱。

共分的甘榄有神秘久违的甘甜。扬唔唔地叫我猜他口中含了甘榄没有。我摸按那张污脸，嘴角上自豪地突出一块硬硬的东西，就说含有一个。他得意地大笑说“你中，中计了”，然后张开那黄牙大口，让我细查。原来他会用舌顶于嘴角骗人这招。他长得黑胖，短发大嘴，有大舌头和口吃的毛病，却喜欢说笑，笑时露出虎牙还会流下一串酽稠的垂涎，他就随意用手一抓一甩。他肯分食又豪爽，买东西总是见者均分，别人学他结巴的样子他也跟着人笑，而且，那时会有更好笑的垂涎拖长着抖动着断断续续地伸滴到敞衣的胸口。他那时形影不离跟庆学拳，自甘当靶子被掀翻被扫倒被扭“翻翅鸡”，又学王金标被毙的样子让人快活，然后拿出一角几分钱请大家吃东西。

有次请我们到他家去。他家在下街集市车站和旅店旁边，与我家平房相比，那是一列批荡到顶的两层高楼，又是墟市旺地，很是气派。一楼进门是宽畅的大厅，摆有药品药架桌椅。有几位用竹笠草帽扇凉的农民在治病。大厅厨房的地板和墙基底部都批荡了沉铅色的水泥，比我家的原装黄泥板地好多了。后门有几畦菜地，上坎后就是松林山坡脚下的大片番薯木薯旱地。在二层楼梯旁他的小间内，他见我们对那几本皱巴巴的三国“画仔（连环画）”不感兴趣，就出去拿了本医书来讨好我们。

不禁眼亮脸热，气促心跳：医书有男女生殖器的图，标有名称，看去似懂非懂又怕又好又忍不住要再看。故那时，扬家成了常想去的地方。直到他家“医死人”想去但胆怯在犹豫时，我突然来了灵感，自己家也有满柜子的医书，为何舍近求远不去翻找？于是，我暗地细致地对父亲的藏书找了一遍。果然大喜不负所望，找到一本小折叠册，上面有几幅男女生殖器官图，还有色彩，比扬家的书清晰多了。但我比扬狡猾不露声色只给几位最要好的朋友看。

与扬的交往止于那次他家的医疗事端。那天上午满街传言，说扬父“徐医生医死人了”。我们见到扬家门外拥挤了很多人，还有“公安”守着。并当日傍晚作了尸体解剖。胆大的同伴常描绘那次在扬家厨房血淋淋的“汤（解剖）人”恐怖场面。事后听说，他家当黑，打链霉素针过敏死了个村民。虽不算出大事，但他家给了人们不祥或害怕的感觉。

记忆里的扬父徐医生长得身高体胖，浓眉大眼黑框眼镜，厚嘴唇脸色红润，脸上布满点点的褐斑。他对人友善说话和蔼，见到我们小孩都会颔首微笑。读卫校时见过他柱杖在街上悠转漫步或与人下棋。人们说他是街棋王，在县象棋赛得过亚军。棋艺最好的朋友健和他下过棋，说曾赢过他几盘。

母亲说，徐医生是连平人，军医出身，医术很好，但家庭人口多且出身不好。在老马头时我家与他家相邻不远，又是同行故有来往。我出生后母亲还给他儿子喂过奶水，后来他拿来鸡蛋牛奶，要母亲常给他儿子喂奶但受拒绝。他家信基督教，饭前要闭目祈祷。那个年代的普通人对此都会感到神秘和产生隔阂。

母亲说，解放初几年，同行全都参加了“联诊所”。后来，徐医生却要执意退出，说养不饱家庭，要自己“搞单干”。渐渐，他与同行就断了来往。有次母亲到食品站买肉，见到排队没买到肉的徐医生就帮了他，他木讷地表示感谢，后来他又要求帮过几次。那时医生与司机猪肉佬很是高尚，同类相护，在食品站可以不排队买猪肉。徐医生却不在此范围。

好多年后，我得知“联诊所”是国家对旧社会资本工商业作改造运动的内容和步骤，也是基层卫生院的前身。可以说，是否参加联诊所、互助组和人民公社，是支持抑或反对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问题。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历史潮流摧枯拉朽，那时代搞单干的农民也不为社会容纳，何况一个知识分子医生？现实证明，徐医生不随波逐流是自找苦吃。被看成异端，受欺辱是必然的结局。

文革时，我看到徐医生多次被戴高帽游街和被批斗，说他搞迷信搞单干且有历史问题。也不知他有无划归到“地富反坏右”“黑五类份子”圈中去。

他本应规规矩矩醒醒目目低头夹尾地做人，殊不知在七十年代初，他出人意料又让马头街爆出了新闻。他竟敢上书政府，洋洋大论攻击知青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邻居们都说，他并无子女上山下乡却说反动话，是惹屎上身不自量力的老糊涂。此事速在公社机关单位内通报他也更让人注意。他的“变相劳改”论，自然无损于伟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确性的一根毫毛，但他真的做了丝毫不变相又完全相等的劳改犯。直到“林副主席”反党集团出事，那时人们才从文件传达中听到类似的评价知青的言论。

他晚年出狱平反后为瘫痪等病缠身。人们常见他在后山种菜种薯忙活。有传说他住院时，有不少外地的教会组织探望他。记不得他八几年病逝，但有版本说，他是吃了大量的“雷米封（抗结核药）”而死。

（扬后来安排在县级电站做事。他家兄弟姐妹众多，有脑瘫的大姐和弱智的二兄。大兄和二姐早就出来工作，三个长得娟秀的妹妹也颇有出息。听说还有个妹嫁了有权的夫家。）                                                     

我并不认为，徐医生是反潮流敢抗争的英雄或反政府的高士。他选择付出自己及家人幸福的沉重代价，更象一个自愿的殉道者。不知他的殉道悲剧是否与基督耶稣有关，但可以肯定，那里有他对美好人性的坚定追求和对虚伪世道的强烈厌恶。他那份勇气和见识，那份执着和坚持，不能不令人动容和敬佩。

那是冷漠庸俗的人世间少有的一抹正在被湮没的亮色。                   

                                            08年8月12日

                                          08年8月15日

                                                                             马 头2  

新墟是两列对称的黑瓦灰墙圆柱的骑楼，中间的阔地有黑瓦遮头的熟食摊和肉档市场。骑楼下是国营的咸杂、农具、百货商店，并排着布店、书店、饭堂、旅馆、车衣组。另有灯光球场、大礼堂、医院和公社（镇政府）等。除学校外，公社后山还有菜组豆腐组。

居民们分别居于山坡的“上街”和河边的“下街”。他们多为“老马头”的移民。除两户“公私合营”的咸杂店以及几户个体熟食店外，大多是食堂、豆腐组、“剃头店”，车衣组的职员。还有一些杂工“闲散”人员，每天推着手推车觅搬运工做。父母顺应政府号召，加入了互助合作性质的“联合诊所”，接着转为公社医院的医护。在那个时代，医生、教师和行政干部平等，不象今天的等级分明，都统称为“干部”。对此父母都很是自豪，认为是有技术者的必然。在医院过了几年家属生活后，随着外婆的到来我们就搬到平房，过上了居民生活。

当居民其实没有“吃皇粮”的威风，而是要早出晚归，养家糊口，养猪种菜，寻柴打草，实非容易。却被乡下人视为“蛀米虫”。拍牛屁股的孩童会冷不防的对我们喊：“街边仔，掷浪（白食和浪费）米！街边仔，掷浪米！”农村同学也会出人意外以卑夷的眼神瞧着我们说，你们吃我们种的粮，我们喝粥你们吃饭，又有工作安排，好话事（面皮厚）呢。居民干部也常斥责，你们吃农民种的粮，干自己的事，一群自私自利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帮耕？每逢参军，“街边仔”连体检的资格都没有，做知青的弟当兵也是好多年后以农村大队名额指标去的。

读初中后，每逢假期我们要去帮耕数天，无偿帮生产队割稻、莳田（插秧）、收花生、摘蚕豆等。早出晚归，中午就在田头歇息，却少有听到感谢表扬的语言，中午有饭吃就不错了（有时要自带午饭）。有次帮耕，有人讨水喝，竟有农民指着沟渠说，“那不是水吗？喝吧。你们吃饭吃菜多了会渴，我们喝粥的人口不渴，所以我们没煮水”。

还有建军团（村）桥锤碎石籽筑秀坑（村）河堤义务工等，都是以每家人口下达任务非完成不可。我们从好远的河滩捡来石块，在家门外锤碎，再担到二公里的工地验收。残疾的外婆和年小的妹妹也要帮着锤砸，确实累得够呛。好多年后，我们还会暗地埋怨父母自私，让我们离开医院而受了不少无谓的苦和屈气。

父母在医院有一间房子，小弟会去那里要父母煮面饼吃，吃了又要炫耀，让我十分嫉妒，会常常借故打他。那时我们总是饥肠辘辘，食量相当大。记得外婆一次煮腊肉雪豆粥，粥很稠可插住筷子，我一次吃了几大泥碗。至少吃下有半斤米。如不精打细算，居民配给的27斤米（初中以下24斤）根本不够吃。外婆也因此受到过母亲的责骂：刚买了米油不久，怎么就没有了？

同伴翔（化名）更不顺心。我们的父母是同事，是早期的朋友。他家兄妹六人，吃饭如猪仔上兜，迟来者常没得吃，这样自然导致改革，将“大锅饭”改为分饭制。对此，吃饭快的翔很有意见，常对我说他家的饭分得不均。故少不了在家大声拍桌抗议。后来，他竟然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父母与小弟小妹时不时“打私煨（私下做饭吃）”。那时，狡猾的父亲会以各种理由支开翔几位大些的姐妹，在晚上七八点钟时就私开小灶，“关门吃大餐”。

气愤过后，机灵的翔有了办法。假装出去，再杀个回马枪，撞个正着，就不分由说自拿碗筷动手抢食。获胜后他得意洋洋及笑咪咪的样子难免导致家人神憎鬼厌。后来发展到家人开小灶时就干脆拒他门外——决不开门。任他怎样咬牙切齿，砸门呼叫。

翔长得中等偏瘦，大头突额，闪着双诡异的牛眼。他比我小2岁，是我们的游泳教练。我多次惊心动魄地看他在马头河发洪水时游到浑浊湍急的河中心捡大水柴。他在水中身轻如燕，绕过滚滚而下的团团的垃圾和荆棘，将那水桶粗的树干推回岸边。洪水稍退，他会带我们横渡马头河。有一次我体力不支，几次想站立歇息都被水没了顶。惊慌之际，他如大鱼般折回援救，浮浮沉沉地让我扶着他的肩膀喘息，他以此法保障了大队人马的安全。摸军营游戏中，他总是主动跑向对方，引对方出人捉拿。他一会儿奔驰，一会儿急刹，敏捷从容地从对方的身旁躲过，然后再靠前引诱挑逗对方出来捉他。每次上山打柴打草，他都做得比人多和快。下雨时也敢一个人上十几里的深山打柴，满身泥水未干，就向我们炫耀何处柴多草长。

翔喜欢飞奔着一路喊口号。如玩得兴起时会喊“紫苏鸭 ——”“白斩鸡 ——”。不知哪天，又大有长进，突然地高声唱道：“亚欢哥，亚欢嫂，今年结婚真系好。一上床，马钻皇，一转侧，马打结！”。又唱：“亚姨姨，打锁匙，翻呀转，九重皮”。问他什么叫马钻皇马打结及九重皮，他就会诡异地挤眼，用食指姆指做个圈，另一食指往圈中的一插的动作，对你嘿嘿一笑。

翔对家人紧闭“城门”照吃不误的高贵样子更是义愤填膺。在拳打脚踢家门大叫打私煨不公平的基础上，用了更极端的手段。一面愤怒地高呼：某某某（他父亲的名字）反革命！一面用石头将瓦盖门窗打得格格呯呯地响。并奔跑着满街呼叫打倒父亲反革命的口号。

有一次，突然房门大开。如鬼影般冲出的父亲漂亮地完成了蓄划已久的以闪击战对儿子游击战的阴谋：终于如愿地捉住了这位正在疲惫地喊口号的毫无准备的逆子，确确确地凿了他头上几个实在有力的“五爪栗”，让他发出比喊口号更响亮的哭声。那晚，受挫败的翔一边向自己的手心吐着“口水”，往头上涂抹突起的包垒，一边哭丧着脸说要到我家住。

印象中的翔父不是个善类。记得有次我们几位同伴在粮所后山栗林上摘捡遗漏的栗子，从早上到中午，手脚被栗壳扎得伤痕累累又痛又痒。当我们兴高采烈地在翔家把大半饭盆的栗子煮熟正要开斋的时候，突然背后一声带浓重兴宁口音的断喝：“你等（们）敢偷枫栗食！”话音未落，只见一只毛茸茸的手从从容容地把盆子拿过去。翔父将栗子倒入大瓷茶盅之中慢慢踱门而出。盆中留下几粒栗子，不够每人一粒。对此，我们一直耿耿于怀，背后也跟翔骂了他很多“反革命”类之言。

翔与家庭的“斗争”终于从“人民内部矛盾上升到敌我矛盾”：家里不给吃饭，虽让他流荡自由，但不能乱说乱动，否则就可嚐到“人民专政的铁拳”滋味。他就趁父亲上班后，飞快地回家对剩饭菜来个“大扫荡”。没有剩饭就自己煮，若无时间煮就翻箱倒柜偷米偷鸡蛋出去换肉包吃。还用刀子威胁姐妹不准向父母报告。

自然，换来的是身上更多的父亲报复的拳棍交加的伤痕。几次，亲眼见到他远远见到父亲，如老鼠见猫般转身就跑，父亲威武地对他指点着手指说：“你每（不要）走，看老子吾打死你”。后来，常有半夜听到他的哭叫和他整晚时断时续地喊的打倒父亲的口号。有人说，翔疯了。

好多年后，随儿女在深圳居住的翔母珍姨说，翔老了，仍在马头靠一间小卖店铺面维生。他是众兄弟姐妹中唯一留在马头生活最困难让父母最放不下心来的儿子。他娶了老家兴宁的老婆，儿女三人，马头墟杂货店与大排档太多，寻食艰难，故生活拮据常要靠她俩公婆的几百元退休金接济。珍姨说，曾想搞翔的顶班安排，但医院说翔“神经不正常”作拒绝，那是毫无根据的事。同事们大多数都有顶班，我俩公婆在马头医院几十年算是白做了。

去年，珍姨告知母亲，翔的儿子大学毕业后考入了一间深圳的银行。想来翔和他父母应该松口气了。

                                                                                                                   2008年7月24日

曾常听人津津乐道地说：“易打广东，难打新丰”。是说昔日战争时期故乡地势高险特点的优势。而如今讲挣钱讲效率的时代，这特点怎么也难与优势扯上边了。只是近几年，人们又一次发现了故乡得天独厚的地势优势：新丰江水库水源的发源地。这座省内最大的水库，除发电外，还提供河源、深圳、惠州、东莞、香港等大片沿海地区及城市的用水。库中几十亿方的水，四成多来自于故乡。

故乡的崇山峻岭，森林密集，流水潺潺，高高的地势是天然的水塔；无数涓涓小溪顺山势汇合，组成山坑、大小河流向低处缓流去。鲜为人知默默无闻地滋润着遥远的粤东南方大片大片的土地以及好几个中等城市。除此，我实在想象不出贫乏的故乡还有更值得自豪的优点。

新丰江自源头经县城再到马头，在此与镇内另一大河汇合，形成河面可阔达五十米的清波潾潾大河，年少的我们称它马头河。它从墟镇旁边缓弛流过，向东，经福水、军团、张田坑、科罗、大席等地，蜿蜒地伸向河源平地。河中有一条又大又长的水陂头，叫福水陂。此是用“石箩（粗竹笼填满又大又重的河石）”和打下的松桩成排成列地拦在河间的浅滩处构成。这不用水泥的原始大坝，能将河水截留到灌溉农田的引水渠，又能在发大水时阻减洪水冲力的作用。陂头有一个出水缺口，水从缺口急速挤去，湍流发出很大的响声。夜晚，那水声从那远处传来，贺贺的响，那是一种入心入梦的舒适清凉。

在马头开过私人诊所的父母说，解放前，新丰江水库未建。那时马头墟水路通畅，隔三差五就有装满货物的大船从河源方向而来。其商贾频繁，食舍方便，物多价平，的确是块好地方。查记载，清初，它因水路方便而渐形成墟镇，因旁边一座小山状如马头而获名。并说：建国前，马头是连结粤北、江西物产交易的集散地，有小轮船直达惠州、河源，是县东部经济贸易中心，税收占县财政收入1/5。

但这些美好的历史和景况，并非发生在“新马头”——现今的马头墟，而是在“老马头”。父母早先在“老马头”行医谋生，我就出生于此期间。母亲说，那时的鸡蛋才3分钱一个，肉几角钱一斤；打个招呼，乡人就送来雪白的新米和甘甜的糯米酒。还因此推理出我“会出世”，故长得又白胖又娇气又靓仔，在这点上比“新马头”出生的弟妹们强多了。但对这毫无实惠的表扬我并不满意，紧记戒骄戒躁的领袖教导，清醒地认清形势：“会出世”不是真聪明和本事，有哪个婴孩不靓？又见有哪个长大后还不是“毛酸酸”的“令样”？常常如此打断母亲的话。

因新丰江水库影响，“老马头”成为水淹区。我出生后二年多，就举家移民迁往“新马头”。日渐，“老马头”就成为了废墟，水路也萎缩断绝。父母所说的马头行大船的场景及繁荣的商贸历史成了绝唱。政府拆了我家诊所，在新墟补偿给了我家一间10平方米的民房。多年后，自搭了厨房和住房，接来外婆小姨一起生活。我们兄妹就长大于斯。  

富庶、殷实的“老马头”的历史和名字已被人们遗忘干净，没见过怀念它的文章。父辈们只是无意或偶尔提起它，也是一笔带过，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怀念之意。倒是我还记得，做知青时，与礼和几位朋友到“老马头”打过小鸟。夜幕将临，离新墟两公里多的“老马头”废墟就在通往邻县的沙土省道旁边。它是一片高过胸口的黑褐色长有青苔的石残墙，此断壁殘垣成了农民天然的菜园护篱，种有肥大的芥菜。还零散长着几株茂盛的榕树；河边渡口已为水浸，岸上有一片密集的竹林。

那晚，我们对小鸟实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几柱手电强光如电影中敌碉堡的探照灯，交叉照射、扫描着阴森的竹林、榕树和夜空。竹棵、树上如拳大的羽毛蓬松的性感的麻雀眯着一双双可爱的眼睛，一动不动的如累累的果实。两支气枪在它们的屁股下啪啪地响，弹无虚发。我气喘着惊喜着紧张地捡捉被击落的挣扎着的鸟，将软暖的死鸟一个个顺手塞入挎袋。有几只碗大的鸟被击伤后未下掉，“蓬”的一声展翅歪歪斜斜地飞向黑暗的远处。两条装得鼓鼓的军挎袋的死麻雀，足足两大盆加一饭盒的肉，当晚就填进了我们饥肠辘辘的腹胃。  

曾做过这样的梦：树上那只如碗大的可爱的肥鸟，在酣睡中被鲁莽、饥饿、无知的我们一枪击中，“蓬”的一声，在手电光柱的追踪下歪歪斜斜地飞向远方的夜幕，不知所终。也许，此梦就是我对马头的所思。 

                                                                                                                   08年7月12日

　　　　　　       云   髻   轶   事

   故乡的县城西北，有一高山，在四周层峰迭障中鹤立。常年云雾缭绕，斜照的夕阳给它增添了几分的神秘。春夏秋冬，风刀霜剑，云起云落，这孤独、瘦削的身影就这样在天幕下默默地屹立千年。

 　它叫云髻峰，海拔1438米，“是珠江三角洲最高的山峰”，政府网站有这样的说法。它隶属粤北，如何要扯上珠三角？也许一些年轻人不知道，在不远的上世纪中后期，故乡与珠三角曾有过难舍的缘分。我就在这说说那段旧事。

 　上世纪1975年，故乡荣幸地被划为广州市辖县。故乡自然成为了珠三角地区的成员，云髻山也被称为广州第一高峰。山区人也许未能料到，此后短短十二年，对故乡是那样的重要和幸运。

　　故乡日渐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见到，一批批的广州医疗队走遍了各山沟村镇；县城悄悄地建起了一批批象样的高楼；山城乡镇拥有了阵容日渐强大的教师和医生队伍。1979年，各乡镇首次配置了专业的疾病防控医生，在那批广州为故乡所需而专门培训的医生中，我是其中的一员。

 　故乡的底气在日渐好转，闭塞因两地的交流增加而渐渐打开。在医院，多了说白话（粤语）的医术高明的广州医生，很多病人因此起死回生。渐渐地，客家的故乡人听懂和接受了白话，并对白话倍感信任和尊敬。常常会见到，街上一些自认见过世面的人，会咸咸淡淡地来上一句：“你去边度（哪里）？”，——“我落（去）广州！”。语气里透着几分生硬的自豪。

 　耳濡目染，我们也会说上一二句。那次在广州的医院实习，我过马路失措，与一飞驰的单车碰撞，双方倒地一团。愤怒的对方不断地指点着我叫：“博佬，博佬！”。我惊慌逃开，狼狈不堪。幸好有几位同学奋起反击，回敬她为“系佬”。说起此事，至今同学间还会捧腹开怀。

 　原本遥远难及的广州大省城，那时在故乡人心中已经很近，很近。

 　1987年的一天，整个县城和乡村传遍了一个揪心的消息：故乡被割离了广州！有数月的时间，故乡被一片愤慨和悲伤的气氛所笼罩。从政府官员到山间老农，所见到的人都对割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每人的心中压着一块沉沉的垒块。对此事的耿耿于怀和无奈，我相信这是故乡人对之前多次的辖区变更前所未有的反应。

　　单位和村镇曾召开会议，布置了一项有些离经叛道的任务。各层级团体逐级对口地向上级直至北京上报和要求，争取改变割离，维持广州管辖现状。据知，凡是有公章的，虚的实的单位组织都写了报告。我提着一大摞沉重的信件邮寄时，看到邮政局的此类函件堆积可观。某镇公路上，还挂着一条大横额，鲜明写着坚决反对割离的标语。

 　不过，一切努力最终都泥牛入海。数月后，故乡不舍地离开广州。那时起，乡人说“落广州”这句白话，好似少了些精彩。今天，人们还会追忆说，傍广州的日子是那样值得依恋。广州，珠三角，成为故乡人甜蜜又苦涩的回忆。

 　云髻山好似还是那样智慧沧桑，故乡那份解不开的单相思式的广州情结，尽在其沉静无语的云起云落中。